第二章

不到十平的房间，和四年博士生活

土博士 Leo · 在香港的七年

五千多港币，租不到十平方米

读书那会儿，我在港大附近租过一间劏房，面积不到十平方米，月租五千多港币。^[3]

这是当时自己的租住经历，不能拿来当今天找房的报价。但它可以说明，为什么刚来香港的人，很容易从住房这件事上感受到落差。一个在别处可能够租更大空间的预算，在这里得到的，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。

“香港房子贵”这句话，听过很多遍，真正住进去以后才知道，它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意思。研究做得顺不顺是一回事，每天回来能有多大地方休息，是另一回事。生活质量会被这些很具体的条件影响。

我后来写过，香港不太遮掩这些现实。房子小，租金贵，想换空间或者节省时间，需要付出的成本，很快就能看见。

所以如果正在比较是否来香港读书，学校之外，也需要认真看看自己将住在哪里。可以接受多大的空间，愿意每天走多久，能给住房留多少预算，这些问题不浪漫，却会陪着人过很久。

现在回头看那间房，最值得补记的也不只是一个租金。还有当时为什么选那里，跟其他方案相比，自己优先保住了什么。离学校的距离、费用和空间，往往很难同时都满意。

2019年至2023年读博期间，我有过很明显的落后感。

一些已经工作的同学，陆续结婚、买房，有的有了孩子。大家在一条很熟悉的时间线上往前走。我还拿着补助做研究，对毕业以后去哪里、能做什么，并没有很确定的答案。

这种比较并不需要谁来提醒。看到别人完成了一件接一件的大事，再看看自己手头迟迟没有做完的研究，就容易觉得，人生是不是被按慢了几年。

我后来写过，读博那几年的贫穷，让我错过了一些当时很流行的大额消费决定。其中有些事，后来回头看，反而让我庆幸。但那是结果发生以后才有的感受，不能据此证明当年的所有迷茫都是值得的，也不能把别人的选择简单判成错误。^[4]

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以后会怎样。研究就是会卡住，补助就是有限，看到别人生活稳定下来，也确实会着急。

把这些写出来，是因为一个人在比较读书和工作时，往往会算学费、补助和少赚的工资，却很难提前算出，长期处在“不知道接下来怎样”的状态里，自己能不能待得住。

博士期间，也有一些东西，到现在还在影响我的做事方式。

我很欣赏导师的培养风格。我们每周开一次会，其他时间自己探索。有问题可以找他，他主要把握大方向，具体怎样推进，需要学生自己去想。

导师经常强调，要学会自己发现问题、独立解决问题。听起来很简单，真正做研究时，才知道这意味着很多时候不会有人告诉你下一步该做什么。

自由有吸引力，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不确定。方向不清楚时，没有一份现成任务单；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，还要自己回头找原因。能否把生活和工作安排起来，渐渐变成研究能力的一部分。

我后来越来越喜欢这种独立、自主的风格。现在回头看，博士留下的东西，不只有研究主题本身，还有面对一件没有标准做法的事，怎样开始、怎样判断、怎样修正。

毕业以后，我们仍会时不时跟组里聚餐。工作、结婚、有孩子这样的变化，也会跟导师分享。他看到学生慢慢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会很高兴。^[2]

这也是学校生活里很具体的一部分。申请时容易比较排名和论文，后来留在记忆里的，往往还包括自己被怎样对待，以及那种相处方式怎样改变了自己。

疫情期间，很多地方去不了，我就去探索香港。爬山，去不同的离岛，找一些能排解郁闷的地方。

当时游客少，很多地方人不多。现在回想，那段时间反而给了我一种很少有的机会，安静地看看这里。学校和住所之外，原来还有很多地方值得走一走。

但我不想因此把那几年写成一段特别美好的慢生活。隔着深圳河见不到想见的人，研究和生活都受影响，郁闷是真的。出去走走，只是当时能做的一些调整。

同一段经历里，有难受，也有后来愿意记住的部分。这两种感受可以一起存在。没有必要等到把困难解释成一种收获之后，才允许自己承认，那个时候确实不好过。

对城市的认识，也是这样慢慢形成的。刚来的时候，香港可能是一所大学、一个校区、一间房。后来走到别的地方，遇到不同的人，它才开始变成一个实际生活过的城市。

如果只比较同龄人的进度，我很容易觉得自己晚了几年。如果只看最后拿到的学位，又很容易把期间所有消耗都略过去。这两种看法，都装不下实际过过的四年。

我得到过一种很喜欢的学习和指导方式，练习了独立做事，也经历过长时间的不确定。住房条件、收入和个人关系，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。

今天再让我评价，我会分开回答：研究训练给了我什么，日常生活能不能接受，毕业以后接上的路是否合适。这样讲，可能没有一句“读博值得”那么痛快，但对正在做选择的人，更有用一些。

如果你也在比较读博和工作，可以试着写下一个普通工作日。几点起床，去哪里做事，遇到问题找谁，晚上回到怎样的地方。再想一想，研究长期没有结果时，自己有哪些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