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来香港时，我没想过要留下七年

当时只是想找一个离家近的地方

申请香港的博士时，我没有想得那么远。

父母慢慢上了年纪，我希望离家近一点，能经常回去看望。我很佩服那些去美国，一待就是几年的人。换成我，至少当时很难做到。香港对我有吸引力，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就是近。

导师问过我，为什么想来香港。我说喜欢这里多元、包容的环境。这个回答也是真心的。能接触不同背景的人，看看另一种学校和社会怎样运转，对一个还在读书的人来说，本身就值得期待。

但“想来这里读书”和“决定以后在这里生活”，中间隔着很长一段路。学校、导师、研究方向可以提前查，自己以后会怎样变化，很难查得到。我当时考虑的，更多还是眼前的几年。

现在有人回过头看，会把我的经历概括成：来香港读四年博士，再工作三年多，拿到永居。这样讲当然方便，却容易让人误会，仿佛我来之前已经把每一步都规划好了。

实际情况没有这么整齐。读书时想着毕业，毕业前考虑去哪里，工作以后再面对新的问题。今天看起来连在一起的路线，是当年一个接一个的选择慢慢拼出来的。

隔着一条河，也可能很远

来了香港以后，前几年的生活并不安静。社会事件之后，又遇到疫情。我原本看重的“离家近”，在那段时间变成了一种很复杂的感受。

那时，家在深圳，女朋友也在深圳。地图上没有多远，来回却需要隔离。以前觉得可以随时回去的地方，忽然要为一次往返安排很多时间。

我曾经经历过回去至少隔离十四天的时期，也遇到过更长的安排。这些都是当年的个人经历。今天再看一个通关时间，已经很难想象那时的心理距离。

最难受的地方，恰恰在于知道对方并不远。去远一点的国家，多少会有长期不回家的准备；就在一条河的另一边，却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见面，那种感觉不太一样。

头几次回内地，我仍然觉得这里方便。房子住得宽敞，外卖好叫，很多生活习惯都不用调整。但后来，对境外回来的人，周围的反应也发生了变化。我开始更直接地感受到，一个人的生活安排，可能随时被更大的环境改变。

这不是当初看学校介绍时能提前想好的事。它影响了我后来怎样理解距离、稳定，以及给自己保留不同选择的意义。

上海那次实习，改变了我对身份的理解

真正让我明确想在香港留下来的，是上海实习期间的一段经历。

当时我住在亲戚家。封控以后，实习转成线上，哪里也去不了。每天需要处理的事情，忽然从工作和学习变成怎样买到菜。生活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一件事，也开始变得费力。

后来，我向社区说明想回香港。当时我有香港身份证，属于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，最后得以离开。亲戚则继续留在家里隔离。

那是我第一次很切身地感受到，另一个地方的合法生活资格，会在某些时刻改变一个人能做的选择。

在这之前，身份更像证件上的一项信息。那次以后，它跟我实际经历过的一件事联系起来了。我开始认真考虑，是否应该在香港继续工作和生活，把这条路走下去。^[1]

我没有因为这件事，就对未来所有风险都有了答案。它只是让我确定，有些选择平常用不到，不等于它对自己没有意义。决定是否争取之前，需要想清楚，自己究竟看重它的哪一部分。

七年不是一个单独的任务

有人问我，假如要连续在香港工作七年，直到拿到永居，能不能坚持。我在文章里写过，估计自己会觉得很难。对我来说，前面的四年博士生活，已经走过了相当一部分时间。

这也是别人参考我的经历时，需要先看清楚的地方。我有自己的学历路径、家庭距离和时间安排。一个刚毕业的人、一个带着孩子换工作的人，以及一个已经在其他地方有稳定生活的人，面对的代价不会一样。

如果把七年想成一个必须熬过去的倒计时，眼前的工作、住所和关系，容易都变成临时凑合。好像先忍下来，等到终点以后再开始过日子。

可真正度过的每一天，都已经是自己的生活了。读博的四年有研究，也有郁闷，有导师给予的自由，也有对未来的迷茫。工作后的几年，同样有收入、压力、家庭和新的打算。它们并不会因为服务于一个长期目标，就自动变得不重要。

回头看，我更愿意把七年拆成几段来看：为什么来，读书时过得怎样，毕业后想做什么，后来为什么愿意继续留。每一段都能解释得通，整条路才比较像自己的选择。

如果今天再问我，为什么来香港

我会先讲离家近，再讲读书和后来发生的事情。因为这些才是我真正做决定时面对的东西。

我不会把后来得到的结果，全部塞回最初的计划里。那样故事会显得很成功，却会把最值得参考的部分删掉：人在信息不完整的时候，究竟怎样做一个暂时可行的选择，然后随着经历继续调整。

对正在考虑来香港的人，我觉得可以先写两张很短的清单。一张写，自己现在希望在这里得到什么；另一张写，即使长期打算没有实现，接下来的学习或工作，本身是否仍然值得。

两张都能写清楚，做决定时会踏实一些。至少眼前几年有自己的意义，往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下一步。

至于我，是先来了，过了一段日子，再慢慢决定留下。承认这一点，比把自己写成早有远见的人，更接近事实。